網絡語言常常與媒體和公眾熱切關注的社會焦點相關。近年來，在因特網上有一組常見的網絡流行語，與當今中國社會各類人群的地位、行為和思想意識關系密切，譬如“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貧二代”，譬如“仇富”、“仇官”、“仇貧”，譬如“拼爹”、“啃老”、“屌絲”……不一而足。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待這些網絡流行語，又可以將它們與兩個社會學名詞掛起鉤來。這就是“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那么，網絡流行語與這兩個社會學術語究竟有怎樣的聯(lián)系，以及如何看待當今社會的種種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為此，我們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教授。

從“兩大陣營”到“十大階層”

領導文萃：按照學者的習慣，寫文章也好，作演講也好，都喜歡從概念或者定義出發(fā)。尊重您的習慣，能否首先來了解一下今天兩個社會學名詞——“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

唐鈞：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是兩個社會學的專用名詞。按社會學大師吉登斯的解釋：社會分層一般被用來指稱存在于人類社會的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不平等。社會分層通常被認為是基于資產或財富的，但也可以基于性別、年齡、宗教等其他屬性。社會流動是指個人和群體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之間的流動。要說明的是，這是一個與人口流動不同的概念，后者指的是個人和群體在不同地域之間的流動。當然，社會流動和人口流動之間又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領導文萃：建國六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情況是怎樣的？有什么變化？

唐鈞：在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時代，強調的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當計劃體制的神經中樞發(fā)出一個指令后，就要盡可能迅速傳輸到與之相關的操作終端。適應計劃體制的需要，社會結構就要越簡單越好。所以，當時的中國社會，被分為“兩大陣營”，除了“人民內部”，就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在“人民內部”，雖然也有“工農兵學商”之分，但這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一般而言，在城市里，你就是“單位職工”；在農村，你就是公社社員。重要的是，在理論上，“人民內部”是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的。一旦有沖突，就會有一部分人被劃到“階級敵人”那一邊去。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的迅猛發(fā)展，尤其是實行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中國社會的各色人等社會經濟地位開始變化，并最終導致了新的階層分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老所長陸學藝教授，當時帶領他的弟子做了一個非常重要而且影響深遠的研究課題，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按照課題研究所作的劃分，當今中國社會已經分化為“十大階層”。這十個階層就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yè)主、專業(yè)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yè)服務業(yè)員工、產業(yè)工人、農業(yè)勞動者、城鄉(xiāng)無業(yè)、失業(yè)、半失業(yè)者，等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十大階層各有各的經濟利益，也就有了各自的社會需求、價值判斷和政治訴求。久而久之，這些差別就更深入地表現為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二代”現象與社會分層

領導文萃：近年來，媒體上出現了“二代”熱，常見的有“富二代”、“官二代”，還有“貧二代”，最近又出現了“星二代”，等等，公眾對此議論頗多。您對此有什么看法？這與社會分層有什么關系？

唐鈞：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最先致富的，應該是一批民營企業(yè)家和個體工商戶，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被稱為“富人”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階層。這一代富人，相當一部分出身卑微，但在那個時代，向上的社會流動渠道基本上是暢通的，所以他們靠自身的勤奮和努力成就了一番事業(yè)，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資本和財產。三十多年以后，他們這一代人都已經年過半百甚至年齡更大，他們的子女也都成人。中國的民營企業(yè)以家族企業(yè)為多，于是，從“誰來接民營企業(yè)家（第一代富人）的班”的議論開始，媒體和公眾把眼光聚焦到他們的后代，亦即“富二代”身上。

由于計劃經濟時代思維慣性的影響，又因為事實上能否致富與政策的“讓”與“不讓”很有關系，所以，對于“富人”階層，中國社會的公眾心態(tài)并不平衡。九十年代初期的一項社會調查很能說明問題，調查當時，對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贊同；但是，當要他們對自己身邊的富人進行評價時，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卻對他們的致富手段表示質疑。這樣的質疑，再度被延伸到他們的后代身上。

另一方面，當“富二代”被媒體聚焦時，他們中一些人不遵守社會規(guī)范的“越軌行為”乃至“犯罪行為”經常被曝光。繼而，這樣的社會關注點又被轉移到“官二代”、“星二代”身上。這實際上造成了相關“二代”的不端行為乃至犯罪行為被泛化到整個階層的負面影響。

從社會學的立場看這些“二代”的指稱，是不應贊成這樣“貼標簽”的做法的。因為這樣做的后果，會使公眾對被指代的社會群體產生“刻板印象”。也就是說，這樣做，會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認識或者心態(tài)，認為只要是富裕家庭的后代，或者是官員家庭的后代，或者是明星家庭的后代，乃至貧困家庭的后代，一定會是怎樣怎樣的。由此而造成的惡果，可能是導致事實上的社會歧視。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社會階層，都會有符合當時社會的“好、中、差”評價標準的各類人等。所以，各種“二代”熱議，就某個社會群體的表現而言，通常是以偏概全的、是不公平的。

領導文萃：但是，有些“二代”，譬如某些“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他們的表現常常與社會所期待的“好”的標準差距很大，甚至直接就是作惡多端。難道人們對此抨擊有什么不妥嗎？

唐鈞：我們在茶余飯后談及的“二代”，常常是指一些未成年人。他們在心智未成熟的情況下，做出了一些越軌甚至犯罪的事情，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當然，這里有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譬如從最近社會熱議的某“星二代”的案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應該檢討的社會因素著實很多。像酒吧夜店這樣的場所，應該是少兒不宜的。從在英國的留學生那里傳來的信息，在英國，為做菜而去超市買一瓶料酒，也得出示身份證件，證明自己是成年人才行。中國的法規(guī)，則沒有或者少有這方面的禁忌，譬如電影、電視的分級制度，譬如諸多未成年人不能進入的場所，有的根本沒有相關的規(guī)定，有的規(guī)定了也不執(zhí)行。

當然，當一個“二代”做了錯事甚至犯了罪時，卻又不能以不良的社會環(huán)境為借口而試圖脫罪。中國法律關于家長對未成年人監(jiān)護的權利義務是有明確規(guī)定的，我們常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就此而言，家庭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部分。當家長因為溺愛而不履行監(jiān)護權時，悲劇就開始了。當家長對犯了錯誤甚至犯了罪的“二代”不顧一切“護犢子”時，家庭，這個最微觀、最貼身的社會環(huán)境就走向了反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律的懲罰也許是一種拯救，因為在這樣的大小社會環(huán)境下，今天逃過了，明天還不知會犯什么罪，也許到那時將悔之晚矣。

正因為有這樣的“二代”的表現，有這樣的“二代”的家長的表現，就引起了社會的不滿。從社會心理學的視角看，社會心態(tài)是一面凸透鏡，通常不會如實地反映社會事實。一般來說，不是擴大就是縮小。就這樣，“官二代”的“我爸是李剛”，“富二代”的“有錢就能擺平一切”，加上現實中對特權、對財富的趨炎附勢，“二代”現象就被無限放大了。

“仇官”、“仇富”現象與社會分層

領導文萃：現在社會上對“二代”現象的抨擊甚至無限放大是否也包含著對“一代”的不滿。也就是說，這與“仇官”、“仇富”的現象有某種聯(lián)系。

唐鈞：毫無疑問，肯定是有的?！俺鸸佟薄ⅰ俺鸶弧钡默F象本身也具有“貼標簽”的意味。公眾仇的是什么？其實仇的是特權。所謂“特權”，廣義上說，就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公民都能享有，只是某些特殊的階層或某些特殊的群體才能享有的權利，尤其是福利待遇。“官”有以政治權力為背景的特權，“富”有以資本財富為背景的特權，這些特權人民群眾絕對是“高攀不上”的。所以，“富人”、“官員”乃至“明星”就被泛化成特權階層的符號。

尤其是政府官員，北大的李玲教授最近指出：“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他們享受的是免費醫(yī)療”?！扒∏∈撬麄冎械囊恍┤瞬辉敢饨o老百姓免費醫(yī)療，也就是說他們在享受著免費醫(yī)療，不給老百姓免費醫(yī)療?！碑斶@些代表有權有勢的階層在那里掰乎“天下沒有不要錢的午餐”時，你說招人恨不招人恨。

現在的官員，不光是領導，就是基層的一個“小吏”，也可以是那副讓人“不寒而栗”（“小吏”的上級領導的評語）的嘴臉。據媒體報道：有個“北漂”小伙，因為按現行規(guī)定，辦護照必須要到戶口所在地去辦，他回家鄉(xiāng)四次，每次都被同一個“小吏”挑出一點毛病，然后無功而返。有熟知官場潛規(guī)則的網友說，這副嘴臉應該不那么簡單，背后可能是有潛臺詞的，小伙屬于“不懂事”。至于應該“懂”的是什么“事”，就不用言明了。

正是這種特權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大小官吏們“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反常心態(tài)，引起了公眾的反彈。如前所述，加上社會心態(tài)的放大作用，就形成了較為普遍的“仇官”情緒。

領導文萃：您的意思就是，本來的“公仆”，現在變成了“主公”，所以公眾就會特別地憤恨。那么“仇富”呢？

唐鈞：“仇富”的問題，前面的談話中已有涉及。但是，要指出的是，在當代中國，人們喜歡用來說明“仇富”的理由的，經常引用孔子的一句話“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這已經成為中國人一種文化特質。當貧富差距出現并且越拉越大，尤其是當“為富不仁”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當“權錢交易”成就官商勾結隨意蹂躪民意、欺壓百姓時，社會心態(tài)又開始放大這種負面的社會現象并將其普遍化了。

但是，事情的真相可能并不是這么簡單。有位農民工兄弟曾經在網上提出了一個問題：沒有仇貧，哪來的仇富？平心而論，以上常常被引用的那句與“不均”相關的孔子名言并不完整，其實后面緊跟著還有一句“不患貧而患不安”。把這兩句話連在一起來思考，應該就能體會到飽受折騰的斗升小民，為什么會有“仇富”和“仇官”的心理了。

“拼爹”、“啃老”和階層固化

領導文萃：當今的一些網絡流行詞，譬如“拼爹”、“啃老”、“屌絲”，是否說明了中國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似乎被堵塞了？

唐鈞：是的，所以在社會學界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階層固化”。階層固化，說的就是各個社會階層進口都被封閉起來了，一個個人或一個群體，不論自己怎樣努力，也難以改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現實狀況，更不用說自身的發(fā)展和進步。在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里，個人要發(fā)展，就要有社會背景，通常就是要有一個能夠為子女安排一切的“好爸爸”。于是，就有了“拼爹”的揶揄。當“拼爹”拼不過別人時，有一部分人就將自己的一切不順都怪罪于父輩的無能，于是就有了“啃老”的心安理得。另一方面，則自嘲為“屌絲”，其背后的含義十分復雜，包括不思上進，得過且過，吊兒郎當……理由是再努力也沒有用。

如果一個社會從下層向上流動的管道都被堵塞，人們怎么努力，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個社會就不正常了。顯而易見，一個人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是無法選擇的。但是，國家或社會應該讓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有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動的途徑和渠道。社會學的理論認為，一個社會的活力應該來自于“社會流動”，就是說，在一個有序運行的社會中，不管你出身在一個什么樣的家庭，只要你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你就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就能從社會的下層走向社會的中層、上層。這樣，即使出身于社會下層的個人或群體，都有平等的機會，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向上流動，這使整個社會都充滿著希望和活力。

領導文萃：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是不是距離我們的現實生活太遠了？

唐鈞：改革開放之初，曾經有一段時間，似乎通向這樣理想境界的道路已經開通。上個世紀80年代，國外有一個雜志刊登的一張照片以及記者所寫的文字說明感動了很多人。照片照的是一個初到深圳的“打工仔”，他抬頭仰望身邊的高樓大廈，頭上戴著的破草帽幾乎就要滑脫。記者問他：“你以前是否從未見過這樣的高樓？”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但是，小伙子對記者說：“我一定要進入大樓，而且要坐在最高的一層”。小伙子的“野心”使記者大為吃驚，也大為贊賞，他認為中國年青人的雄心壯志當令世人刮目相看。

領導文萃：您的觀點讓我想起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很多人能夠脫穎而出，比如張藝謀等就演繹出知識改變命運的傳奇，而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再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對靠自身奮斗也信心不足，今天，我們面對的現實似乎正在殘酷地扼殺年青人的雄心壯志。

唐鈞：是的，我們現在面對的生活現實，確實與當時的理想有著很大的差距。前面談到的那次調查，我們還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當前中國社會哪些人最應該獲得高收入”；第二個是：“當前中國社會哪些人最容易獲得高收入”。把這兩組統(tǒng)計數據放到一起進行比較，調查的結果可以說很有趣：“當官的人”、“有資產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有社會關系的人”，調查對象雖然對他們不怎么看好事實上卻最容易得到高收入；而“有文化有學歷的人”、“有技術專長的人”、“腦子聰明的人”、“吃苦耐勞的人”，調查對象認為他們應該得到高收入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然。這種合理預期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落差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十多年之后，今天的現實生活似乎距離理想更遠了。教育，通常被認為是出身貧寒的年青人改變命運的最現實的渠道。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高考被賦予一種神圣的色彩。但是，前一段時間，有媒體報道，在成都，有一位父親提出，上大學將是一筆“失敗的投資”，他不準備讓女兒上大學。調查顯示，在填寫問卷的一萬多名網友中，竟有七成對這位父親的言行表示支持。當我們的高等院校擴大招生，使更多的年青人能夠上大學時，卻又出現了“就業(yè)難”而且越來越難的大問題。當代中國的社會心態(tài)，是急功近利的。既然接受高等教育對就業(yè)并沒有明顯的好處，那說這是“一筆失敗的投資”又有什么錯呢？近年來，一直有一個擔心，就是是否會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但另一方面，卻又無奈地看著同這種與中國高等教育相關的負面態(tài)勢在發(fā)展、在蔓延、在滲透。這位父親的言行及網友的支持，可以算是一個小小的集中爆發(fā)。

領導文萃：就國際慣例而言，教育應該是最好的向上流動的渠道，但是，現在看來，在中國，這條道路不是很通暢。大學生就業(yè)成了一個普遍的、持續(xù)的社會問題，這很讓年青人無奈。對大學生而言，創(chuàng)業(yè)是實現夢想的起點，干好了，或許會成為未來的馬云、李彥宏等，但是，創(chuàng)業(yè)的環(huán)境很艱難。對此您如何看？

唐鈞：是啊，近年來，在黨的最高層面的歷史文獻中，已經屢次提到要將作為“人力資源大國”的中國轉變?yōu)椤叭肆Y源強國”的問題。但是，這個目標似乎至今仍然很遙遠。問題可能出在中國的教育與社會需要的脫軌，關鍵有二：一是以“選拔尖子”為目標而犧牲了絕大多數“非尖子”學生的利益，二是以“標準答案”為手段而扼殺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創(chuàng)造力。不改變這樣的教育模式，受害的絕大多數學生及其家長當然會感到“讀書無用”。

當然，還有更深層次的社會缺失，那就是在“官本位”至上的中國，“專業(yè)”及“專業(yè)技術人員”普遍得不到重視和尊重。高等教育就是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而專業(yè)人才是一個社會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的中堅力量，但在中國，這樣的理念卻形不成共識。在官場，仍然是“萬金油”理論盛行。在專業(yè)領域，專業(yè)人員則受制于行政人員。在社會階層間要向上流動就是“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中國的教育依然是一個以官場得意、仕途升遷為目標的現代科舉制度。但官員在數量上畢竟是少數，于是大多數人讀書就必然“無用”了。談到這里，我將簡單回應關于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科舉制是鼓勵向上流動的，農民的兒子經過科舉考試也可以出人頭地。我認為，科舉制度的確是鼓勵向上，但這個向上是做官，是為朝廷效力。這種制度看不出對科學技術的尊重，甚至是看不起的，比如說連故宮是誰設計的都說不清楚。

領導文萃：社會流動渠道不暢通的惡果也讓農村的年青人，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深受其害。

唐鈞：當前，在2億多流動人口中，“第二代農民工”，就是80后、90后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他們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在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他們可能還沒有成年甚至沒有出生。從國家政策的表述上，承包制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但在農民看來，承包時尚未出生或者尚未成年因而沒有參加分田分地的家庭成員，家中的責任田他們是“沒有份”的，而這些80后、90后的年青人本身也認可這一點。再說，第二代農民工都是從小讀書，初中或高中畢業(yè)后就外出打工，極有可能根本就不會干農活。他們進城務工的目的就是要在城市生活，而不是像父輩那樣，僅僅是搞副業(yè)掙錢養(yǎng)家，他們與第一代農民工的價值取向完全不同。因此，家中的責任田，對第一代農民工是退路，而對第二代農民工已經起不到這樣的作用了。他們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扎根城市，而他們的下一代，基本上是在城市出生的一代人，更與農村無緣了。如果認識不到這個事實，在他們社會流動的第一步，即在不同地域間的流動方面，仍然采取排斥和歧視的態(tài)度和行為，這對中國的發(fā)展將會后患無窮。

當然，我們的關注還要包括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動的青年人，就是常說的“北漂”、“海漂”或其他“漂”的一族。其實，他們的境遇可能比農民工還慘，因為在政府的政策視野中，他們可能從未被關注過。他們在中國社會中要向上流動，會碰到一系列的障礙，還是十分艱難的。

領導文萃：講到農民工的問題，就會想到“戶籍問題”。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唐鈞：關于“戶籍問題”，我認為現在有誤區(qū)，尤其是認為把戶籍制度徹底廢除，就什么問題都解決了。

計劃經濟時期設戶籍制度，其實最主要的目標是要解決“吃飯問題”。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國的糧食問題一直沒能解決。當時的制度安排是，戶籍分城鄉(xiāng)，城市居民吃商品糧，農村居民則靠自己種地吃糧。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吃商品糧的城市居民只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九十都在農村。

然而，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村居民想要獲得城鎮(zhèn)戶口，也有三條渠道：一是上學，大學或中專中技畢業(yè)就可以獲得國家干部的身份。二是參軍，當兵后若能提干或當志愿兵，轉業(yè)或復員后也就屬于國家干部了。三是招工，當時也會時不時的有招工指標分配到農村，年青人被招募進廠當工人。農村居民通過這三條渠道當了國家干部或企業(yè)工人，自然也就農轉非了。就這點而言，當年城鄉(xiāng)之間的戶籍鴻溝其實并沒有現在那么深。

現在城鄉(xiāng)之間的戶籍鴻溝越挖越深，是因為最近二十多年來，幾乎所有與民生相關的制度安排，就業(yè)、社會保障、教育、醫(yī)療、住房……都是以戶籍為界進行城鄉(xiāng)分設。這才使戶籍這棵大樹上掛滿了各種“國民待遇”之果，如果貿然砍掉這棵樹，就會使很多政策沒法執(zhí)行，這才是戶籍制度改革真正的難處?，F在所謂的“戶籍改革”，其實都在做表面文章，根本不起作用。

中產階層與社會和諧

領導文萃：前面講了很多問題，以下我們是否探討一下，怎樣才使中國社會，包括公眾的社會心態(tài)，能夠正常起來。

唐鈞：國際經驗表明，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即所謂“橄欖型社會”。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中產階層軟弱無力，就會直接導致社會分裂為“富人”和“窮人”兩大陣營。這兩者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天敵”，必然要相互爭斗而且難以妥協(xié)，其結果就是導致政治的不穩(wěn)定。這樣，這個社會也許就永無寧日。

因此，社會學理論就提出：如果把“富”和“窮”作為兩極，在這兩者之間的社會斷層，必須由中產階層來填補。這樣，才能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形成一個具有阻隔和間離作用的緩沖層。原先的社會態(tài)勢可能是兩極化，不是趨向財富的“無窮大”，就是趨向財富的“無窮小”。中產階層這個緩沖層，使財富的分配形成了一個連續(xù)數列。在從“富”到“窮”各個收入或財產的臺階上，都站著一批人，使富人不再是“出頭的椽子”，時時感到“高處不勝寒”；窮人則有了看的見、摸得著的臺階，看到了在獲取財富的道路上可以“拾級而上”的希望。一般來說，中產階層的標準形象就是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兢兢業(yè)業(yè)。這無疑是給全社會做出了一個榜樣，只要安分守己地工作，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過上“小康”生活。一個國家有著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是這樣的社會中間層，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的心態(tài)就自然會平和起來。

其實我們比較一下，我們今天說的“小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經濟狀況”；而“中產”，其詞義則是“生活水平、財產地位處于社會中等層次的社會階層”。這兩個詞的意義實際上是非常接近的，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中產”即“小康”。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客觀上應該也是要在中國實現全面小康時，讓大多數人民群眾都成為中產階層。

領導文萃：您講到收入倍增，使我想起在媒體上經常見到的另一個詞，“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層與中等收入群體有區(qū)別嗎？

唐鈞：是的，中產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是有區(qū)別的，關鍵就在這個“產”字上?！爱a”就是財產、資產，“中等收入”只強調了收入，而“中產”則包括了收入和財產。在大多數情況下，財產來自于收入，是因為收入支付了日常消費后還有余，積存下來就成了財產。對于普通的個人和家庭而言，最常見的財產是銀行儲蓄。可以隨身攜帶的財產，譬如現金衣物、股票證券、金銀細軟等等，稱為“動產”；而住房、土地等不能隨身攜帶的財產，稱為“不動產”。就價值而言，不動產一般較大。所以，對于私家車等價值較大的財產，也有稱其為“準不動產”的。從上述解釋出發(fā)，對中產階層而言，最明顯的標志就是富足有余，有房有車。

從理論上說，倡導社會政策向“資產建設”方向轉化的美國謝若登教授提出：“收入可以滿足人們短期的基本需求，但它無法改善長期的狀況，無法實現人們對發(fā)展的本質需求，所以要達到社會政策的基本目標不能只依賴于收入的維持，還要依靠資產的建設和積累，資產建設的實質就是要通過政府的政策為政策對象啟動資產的積累。”

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說過：“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段話的意思是：關于做人的道理，有穩(wěn)固產業(yè)的人才會有持之以恒的道德理念；反之，則不會有一而貫之的道德理念。事實上，一個個人或家庭是否有財產，對其行為舉止、生活方式、價值判斷的影響都是很大的。所以，能否“中產”對個人或家庭乃至整個社會都具有非凡意義。

領導文萃：還有一個問題，我注意到：就是在一些專著或論文中，都用的是“中產階級”，您為什么用的是“中產階層”呢？

唐鈞：其實在英語語境下，階級階層都可以用“Class”來表述。但是在中國，曾經有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在那個年代，有著另一種意義上的“階層（階級）固化”：“個人階級成分”的劃分被看成是靜態(tài)的，終身不變乃至應該“遺傳”給下一代的社會符號和社會身份。在文革期間，從這樣的階級理論又派生出“血統(tǒng)論”，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記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當知青插隊時，“貧下中農”告訴我們：地主的兒子一定還是地主，富農的兒子一定還是富農，要不，階級斗爭一萬年也要搞，跟誰搞，跟誰斗去。

為了與階級斗爭年代“終身制”的階級身份相區(qū)別，九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學研究中，比較喜歡用“階層”一詞。在這樣的中文語境中：“階級”是一種凝滯不變的身份，而“階層”則突出了其流動可變的特性。

領導文萃：中產階層這個話題在中國已經討論多時，但為什么在現實生活中，大家都在說自己“被中產”呢？甚至談到私有財產都仍然非常避諱。

唐鈞：在當代中國，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個人或家庭擁有的私有財產常常會被當作“資本主義”，因而連人帶物都成為革命的對象。這種狀況一直到2004年憲法修正案明確規(guī)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薄皣乙勒辗梢?guī)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崩^而在2007年又頒布了《物權法》，情況才有所改善。但在法律執(zhí)行中，譬如征地拆遷工作中，仍然有各種不盡人意，甚至令人不忿之處。

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現代史上每一次成功的重大變革，幾乎都與讓最廣大人民擁有自己的財產相關。最近重讀《毛澤東選集》，有個發(fā)現：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對中農的態(tài)度不無揶揄。但到了土地革命時期，創(chuàng)建了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則提出：“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并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卻轉化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彼瑫r強調：“中農態(tài)度的向背是決定革命勝負的一個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農成了農村中的大多數的時候是如此?！贝撕蟮慕▏髽I(yè)，是通過土地改革，從而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贏得了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改革開放，則是通過包產到戶，確認了農民對土地的承包使用權，開啟了經濟快速發(fā)展的新時代。由此可見，在今天，廣大人民群眾能否穩(wěn)定持久地擁有自己的合法財產，進而形成規(guī)?？捎^的中產階層，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改革是否成敗的關鍵。剛剛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未來農村土地改革指明了方向，這對于緩解城鄉(xiāng)矛盾，調整利益格局，建立更加公正的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最后，用一句話作為這次訪談的結束語?！白屢徊糠秩讼雀黄饋怼?，這句話曾經非常流行。借用這句話的句型，我們今天是否可以提出：要實現“全面小康”，就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先“中產”起來！

備注：以上是關于《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現實、問題與發(fā)展前景》接受領導文萃專訪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