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吃透兩頭”
“三農”這個概念是中國學術界的一項理論創(chuàng)新。據
自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在眾多令人欽佩的三農研究者中,陸學藝無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原本是學哲學的,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又在中國科學院哲學所讀研究生,后來又留所工作。1978年他開始由哲學領域走向三農研究,中國社科院領導認為人才難得,特別支持他專門從事農村問題研究。1983年至1986年,他在山東陵縣作長期實地蹲點調查,并兼任中共陵縣縣委副書記。1985年,他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yè)經濟研究所(后改為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他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一年后,升任所長。盡管陸學藝的工作崗位在改革開放以來發(fā)生了多次變化,但有兩點他始終堅持著,一是研究工作他沒放下,二是三農問題他沒放下。當然,陸學藝研究三農的角度隨著工作崗位的變化有所變化。大體而言,他是從哲學研究到經濟學研究而走向社會學研究,相應地對三農問題的研究也經過了從農業(yè)到農民和農村的發(fā)展過程??梢哉f,陸學藝是改革以來對中國三農問題進行全景式、多角度研究的學者,他的三農研究生動地展現了二十余年來中國農業(yè)、農民和農村不平凡的發(fā)展歷史。
陸學藝在三農研究中的卓著成就和他豐富的學術經歷,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
二、向農民學習
農民是中國社會特殊的群體。中國革命走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部隊。毛澤東曾說,“不了解中國農民,就不了解中國社會”,他很樂意被稱為農民伯伯的“小學生”;不過他未免有些極端,在強調農民偉大的時候,卻認為“知識分子往往是可笑的”。其實在中國還是有不少知識分子關注農民,了解農民的,陸學藝就是其中一位。
陸學藝在中學時代就立志做一個農民問題專家。1956年,他在中學畢業(yè)時的一篇作文中這樣寫道:“我將通過什么樣的活動來給人帶來益處呢?帶給人以什么樣的益處呢?當我在高中畢業(yè)前夕,我已抉擇定了,我立志要在黨和前輩們的幫助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成為一個杰出的農業(yè)經濟學家”。在那個人人奮發(fā)向上的年代,陸學藝確定“給人帶來益處”的人生目標也許不算有什么特別之處;然而考慮到中國當時推動工業(yè)化發(fā)展的熱潮,他“成為一個杰出的農業(yè)經濟學家”的理想確實顯得與眾不同。在這篇文章中,他繼續(xù)寫道:“我生長在農村,農民同胞的喜怒哀樂,我是深有感受的。我參加過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曾經同那些貧雇農一起,拿著嶄新的土地證,渡過那些狂歡的日子,但是我也親眼看著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甚至還有挨餓受凍的——這真是給我一個重大的刺激,這不是說明我們的責任嗎?”[2]作為農民的兒子和從農村走出來的知識分子,陸學藝在后來的三農研究中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憂農之憂、樂農之樂,數十年“癡心不改” ,至今仍在為三農發(fā)展問題而處心積慮。
陸學藝不僅對農民充滿感情,對三農研究充滿熱情,而且懷有對農民的理性尊重。他曾教導他的學生,“農村、農民問題到底怎么解決?決不能坐在書齋里空想,在書齋里是想不出辦法來的。一定要走出書齋,到農民那里去總結經驗,向他們學習。”[3]向農民學習,并不是陸學藝的一種謙虛,而是他一貫的研究和工作方法。1979年,包產到戶還是理論界的禁區(qū),安徽的農民自發(fā)地搞了起來,遭到了批評。陸學藝知道了這種情況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和農民談談。他到安徽肥西縣走家串戶,農民問:“增產糧食犯不犯法?”“為什么證明了能夠大增產的辦法不讓搞?”[4]陸學藝覺得農民的話理直氣壯,根據農民的反映,他寫出了《包產到戶應當重新研究》這篇旗幟鮮明支持農民首創(chuàng)精神的文章。這篇文章震動了當時學界和政界,陸學藝由此“一鳴驚人”。事后,他說他的成果只不過是把農民實踐中涌現出來的經驗加以總結使之成為理論的東西而已。陸學藝常常從與農民的交談發(fā)現新思想,他也常常用農民的話語來表達思想。譬如,在說明80年代末農民種田積極性下降的原因時,他引用一位農民告訴他的對聯:“高價化肥我不買,平價糧食我不賣”,橫批“請政府原諒”[5]。翻看陸學藝80年代的文章,隨處可見農民生動活潑的話語,理論的文章也散發(fā)著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陸學藝90年代以后的文章有了更多的理性,然而就本人而言,還是更喜歡他80年代的文章,讀起來就好象跟隨作者來到了田頭壟間。
三、從調查出發(fā)
無論做什么工作,研究或解決什么問題,首先要明確的是從什么出發(fā)、從何處入手的問題。唯物主義反對從本本出發(fā)或從主觀臆想出發(fā)等唯心主義路線,鮮明地提出,一切要從實際出發(f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是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陸學藝三農研究中的一個基本特點。從實際出發(fā),不僅是一個思想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行動問題。在陸學藝看來,要真正從實際出發(fā),就必須從社會調查入手,就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社會實踐中去,搜集真實的第一手資料。
陸學藝經常問,“農村的情況怎樣?8.7億農民的生產生活怎樣?農民在做什么?想什么?”[6],他的三農研究其實就是通過調查回答這些問題的結果。如一位編輯(謝曙光)所言,1978年那場曾率先在哲學界展開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正由哲學界而及至整個思想理論界、多數哲學社會工作者還在從理論上進行全面的探討之時,陸學藝卻已由理論而實踐,深入到安徽、山東、甘肅等地,對當時這些地區(qū)少數農村悄然興起的后來引發(fā)一場全國農村深刻變革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行實地考察,連續(xù)在為決策部門提供參考的內部資料上發(fā)表了一系列調查報告和建議[7]。從1978年冬天到1983年秋,陸學藝利用社科院給他的優(yōu)惠工作條件,平均每年大約有一半時間在全國各地農村調查。1983年至1986年,他在山東陵縣作長期實地蹲點調查,承擔縣級政府體制改革的研究工作。1985年,他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yè)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原掛靠哲學所的山東陵縣調查研究點也隨著遷至農經所。1987年,陸學藝調任社會學所后,他不僅自己堅持親自從事社會調查,也組織研究者針對重要的社會問題聯合進行社會調查,集體攻關。1988年起他作為主要的組織者參與了《中國國情叢書——百縣市經濟社會調查》;1990年至1991年他組織課題組對大寨等13個村的社會結構進行了調查,提出了著名的農民分化八個階層的理論;1999年至2002年他組織課題組對中國的社會結構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調查,其初步成果《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對轉型時期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陸學藝的調查活動顯然遠不止列舉的這些,事實上二十余年來,社會調查已經成了他的職業(yè)習慣。
陸學藝的社會調查,在80年代大量的是典型調查,90年代以后由于調查規(guī)模很大而采用了很多問卷調查,但陸學藝本人還是鐘情于蹲點典型調查。他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根植于中國的傳統(tǒng)和歷史,只有生活在農民之中,才可能有深入的認識。他領導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獲取了全國近2萬個樣本,但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象80年代一樣帶著課題組成員找一個鄉(xiāng)鎮(zhèn)蹲點調查。在中國農村研究史上,毛澤東“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調查方法有著深遠的影響。雖然陸學藝沒有說明是否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但陸學藝的蹲點調查類似于毛澤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農村社會調查,而且陸學藝也像毛澤東一樣喜歡開調查會。毛澤東認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陸學藝對中國三農問題是有深入的調查的,因而他是有“發(fā)言權”的。
四、“反彈琵琶”
陸學藝的理論非常平實,但他的觀點常常出人意料。譬如,關于糧食問題,當糧食豐收、大家精神松懈時,他警告“今年糧食大豐收,明年不要又掉下來”[8];當國內外為“誰來養(yǎng)活中國”擔憂時,陸學藝滿懷信心地說:“……中國的糧食供給是不會有大問題的??恐袊霓r民養(yǎng)活中國,是有把握的,中國的農民是靠得住的”[9]。這些與眾不同的觀點,并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在于作者辨證的思維。馬克思的辯證法是關于聯系和發(fā)展的科學,要求從全面、發(fā)展和聯系的角度來認識問題。陸學藝是經過哲學的專業(yè)訓練的,自然非常明白辯證法的妙用。
陸學藝認為三農是矛盾的統(tǒng)一體,既互相區(qū)別又互相聯系,三農研究的任務是“既分析這三者的關系,也研究這三者各自要解決的問題”[10]。在80年代,農業(yè)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經常引用鄧小平的一句話來說明對農業(yè)的關切:“農業(yè)如果有一個曲折,三五年轉不過來!”在農業(yè)之中,他最關心糧食,認為“糧食仍是大局問題,不可掉以輕心”[11]。然而,他認為,“農業(yè)生產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人,農民;一個是物,農業(yè)生產資料。問題的兩個方面,決定的起主導作用的方面是農民??梢哉f農業(yè)的上帝是農民,8億農民有了生產積極性,農業(yè)的諸多問題就迎刃而解,農業(yè)就好了”[12]。他強調必須重視農民的物質利益,必須減輕農民的負擔,以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陸學藝還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是不斷發(fā)展的,不同時期三農問題的重點是不一樣的。到90年代末,中國糧食連年豐收,而農村問題卻日益尖銳。陸學藝敏銳地注意到中國三農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問題的重點發(fā)生了變化。他指出,“中國的農業(yè)問題基本解決了;但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還沒有解決?!?SPAN lang=EN-US>8億農民的問題,廣大農村的問題,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今后必須要解決的最大的經濟社會問題?!?SPAN lang=EN-US>[13]對新問題的這種新論述,顯示了陸學藝“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新精神,他依然走在中國三農研究的前沿。
陸學藝是從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多角度來研究三農問題的,他很早便認識到農業(yè)、農村、農民問題三位一體,必須進行綜合研究,應該說這是相當有見地的。然而,隨著實踐的發(fā)展和研究的深入,他逐漸認識到就三農談三農不能解決問題,中國三農問題主要不在三農本身,解決的辦法必須到三農之外去尋找。他曾舉例說,“軍事上常常有這樣成功的戰(zhàn)例,某一個軍事目標,正面強攻拿不下來,而采取迂回,從側面,從后面進攻,反而容易攻克。農業(yè)徘徊反復的問題,農村中的諸多問題,久解不決,怎么辦呢?也可以采取迂回戰(zhàn)術,或者叫反彈琵琶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SPAN lang=EN-US>[14]他認為,三農問題的另一面是工業(yè)和城市問題,雙方構成密切聯系的一對矛盾,三農問題久拖不決,是因為雙方互相割裂而形成的二元結構,導致了“城鄉(xiāng)分治、一國兩策”[15]的困境。他提出“反彈琵琶”的策略是,通過積極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力加速城市化進程和調整社會結構來促進三農的發(fā)展。這種“反彈琵琶”方法的實質是辯證法的應用,是從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出發(fā)來把握問題和解決問題,也算是陸學藝離開哲學后在三農領域對哲學的一種豐富和發(fā)展吧。
五、為政策而作
從陸學藝在改革開放前夕發(fā)表第一篇三農研究的論文,至今已經二十五年了。二十多年來,他從未懈怠地從事三農研究,涉及了中國三農領域的方方面面,在每一方面都有其獨到的發(fā)現。當然,任何研究者都有其關注重點,在筆者看來,陸學藝三農研究的重點集中在三個方面:包產到戶、農民分化和城鄉(xiāng)一體化。包產到戶主要是關于農業(yè)發(fā)展的理論,農民分化主要是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城鄉(xiāng)一體化主要是關于農村發(fā)展的理論,三者緊密結合,構成了陸學藝三農理論體系的主干?,F在的研究者對陸學藝的這些理論已經不覺得新鮮了,因為他和他的同事們總結的這些理論在社會科學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一些甚至寫入了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教科書。
然而,陸學藝的志趣不僅僅是創(chuàng)建理論,他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研究能否在現實中發(fā)揮作用,是否有助于中國三農的發(fā)展。縱觀他的三農研究,大量的是關于三農發(fā)展的政策研究。他的文章很少有純理論的論述,大都是針對具體問題而做出的具體分析,并且最后總是歸納出幾點政策建議。他從不隱瞞自己從事三農研究的政策意圖,他鮮明提出“吃透兩頭”(一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黨的農村政策,另一頭是農民的創(chuàng)造經驗和農民的要求),他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黨的基本精神,把農民的創(chuàng)造總結出來,把農民的要求反映出來,由此形成新的更合適的農村政策。他向農民學習、從調查出發(fā)以及采用“反彈琵琶”的辨證分析方法,無不是為了求得中國三農問題的真解,無不是為了能夠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議。陸學藝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議能夠被黨和政府采納,但他并不媚上,事實上,他的研究大多走在當時政策的前面,有不少還是與當時領導人的意圖相左的頂牛之作。陸藝學在政策研究中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因為他相信黨和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的;他相信政府與農民這“兩頭”之間是統(tǒng)一的,而政策是“兩頭”之間的橋梁。就此而言,陸學藝“吃透兩頭”的政策研究,是黨的基本精神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統(tǒng)一,而他本人則樂意以學者的身份做黨和國家農村政策的參謀、兼作農民利益的代言人。
陸藝學“吃透兩頭”的學問是卓有成效的,他的很多建議都被黨和政府所采納,對中國三農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由此,他本人從“兩頭”得到了很多——黨和政府給予了他榮譽和良好的研究條件,人民給予了他信任和尊敬。1986年他被國家科委評為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88年起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1990年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待遇;1993年、1998年當選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1996年當選為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貞浧鹱约旱难芯拷洑v,陸學藝特別感謝黨和政府的栽培以及人民的信任,而他“兩頭”之間的學問,詮釋的正是一個黨培養(yǎng)起來的、為人民所尊敬的學者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陸學藝應該感到欣慰,因為過去二十余年中國三農發(fā)展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也因為他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在黨和前輩們的幫助下,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成為一個杰出的農業(yè)經濟學家” 。
注釋:
[1][10][13] 陸學藝:《“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yè)、農村、農民研究》前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2][3] 轉自吳懷連:《中國農村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9-230、237頁。
[4] 陸學藝:《農業(yè)發(fā)展的黃金時代》,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頁。
[5][6][7][12] 陸學藝:《當代中國農村與當代中國農民》,知識出版社,1991年,第373、411、456、334頁。
[8][9][11][14][15] 陸學藝:《“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yè)、農村、農民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74、464、45、130、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