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副院長、社會學所所長）：

聽了大家的發(fā)言，最后再說兩句。社會學所在社科院還是一個知名的研究所，這和陸先生治所的精神和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是有很重要關系的。為紀念陸老師，也為我所的繼續(xù)發(fā)展，我在這里還要強調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我們要敢于直面社會問題。對社會問題的研究，是我們社會學人的職責所在，也是我們社會學所的重要傳統(tǒng)。陸老師當所長的時候，我們關注社會問題的研究。我當所長的時候，也下大力氣研究社會問題。在研究過程中，既要強化我們的研究力量，也要善于應用正確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表達。我們要善于處理和正確處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也要在治所的時候從關心人、愛護人、培養(yǎng)人的角度制定制度與規(guī)則，保護好學者的研究積極性，調動研究人員的研究熱情。這是很重要的一條。

第二，要注意團隊合作和團隊精神的培養(yǎng)。在老陸之前，當時費孝通任所長的時候，就建立了一支研究隊伍，主要帶頭人有張雨林、王穎等。陸老師來社會學所之后，也特別注重研究團隊的培養(yǎng)。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帶領大家去調研、去編書、去搞學科建設等，就以培養(yǎng)隊伍為主要目的。當時，我記得國家行政學院那就有一個魚場，就是養(yǎng)魚的一個場，也是社會學所的一個研究基地。我們一去那就住幾個星期。對大家最有誘惑的是全所70個人，在每個星期周末都可以每人分兩袋魚帶回去。一邊學習和研究，同時還搞活了福利，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發(fā)展報告等都是在那里經積極討論而完成的。陸老師對研究隊伍的組建，功不可沒。

第三，要在研究和工作上有韌性有堅持。陸老師之所以能夠成功，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堅持。我在這里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關于社會形勢分析問題，最早的時候只有經濟形勢分析，我們社會學所也想搞一個社會形勢分析。但那時我們不知道什么叫社會形勢，翻譯成外文人家都聽不明白是什么，國內歷史上也沒有搞這個的，我們硬是敢闖敢干敢創(chuàng)新，沒有想到一堅持就是二十多年。在進行《社會藍皮書》二十年總結的時候，我還跟老陸說，我們《社會藍皮書》編寫組在當時應該說集合了全所最強的力量。那時候方明剛回來，博士就那么幾個。最早的兩個博士是方明和陸建華，我們四個人是第一個小組的?，F(xiàn)在這批人，你看看有的另謀高就了，有的下海了，有的發(fā)展不那么順利，但是這個事業(yè)一直在流傳下來。

包括我們百縣市調查，一開始在陵縣搞，我們只搞了一本，但逐漸拓展，后來搞了一百多本。百村也是，當時只是5萬塊錢的課題，但是一路發(fā)展下來，到現(xiàn)在還在做，才將這個事情做大了，這就是貴在堅持的成果。

第四，以改革開放的方式治所。應該說，現(xiàn)在我們所是全院對外聯(lián)系最多的所。每年出外訪問與接待來訪的人次——出去的人和進來的人在全院都是名列前茅的，這和老陸的開放思想是很有關的。

老陸本身不懂外語，但是他和外國人可以很快打成一片。我記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為打開局面，我和老陸去美國，走了好多地方，認識了很多朋友。大家也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在為老陸開追悼會的那天，來了一位老外，叫白威廉。他原來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我們到芝加哥的時候，白威廉還跟我們說美國教授不抽煙，也不喝帶酒精的飲料，啤酒也不能喝。后來老陸把他請到中國來，帶他到陵縣，就對他說，你下去，你在中國做調查不喝酒不行，經過多年錘煉，白威廉后來喝五糧液都喝得很厲害，這人的口味與愛好是會改變的。

包括日本，老陸去了以后，很快就與人家稱兄道弟。本來日本人很講究，但他說話的時候左面拍一下人家，右面拍一下人家——人家也不在乎，很快就搞得很熟、打成火熱。柿崎京一是日本研究漁村的出名學者，他來找老陸，說他想搞日本、韓國、中國三個村莊的研究。他在日本有一個多年的調查點，在韓國也找了一個村子，準備在中國再找了一個村。因為要進行比較，就希望將中國的這個村子選擇在山東。一開始找陵縣等都不行，他要找一個靠山的，后來找了泰安的一個村，他持續(xù)研究，堅持了十幾年，年年來，帶回去了一麻袋的調查材料。

有一年我到日本，他請我到他家的別墅去，我對他說很可惜啊，你到中國這么多趟書也沒有寫出。他說他在晚年一定要寫書出書。我們本來在今年8月份為老陸準備這個會的時候還要請他來呢，可惜現(xiàn)在不行了。

總之，我們現(xiàn)在在堅持的很多的傳統(tǒng)是老陸那時候開辟的，他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發(fā)展，對我們所來說，這也都是很寶貴的治所經驗和精神財富。